Divine paradise

      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停滞，西方进步，似乎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史实”。可是，“史实”也是特定文化观念构筑的东西。当后现代主义开始反思启蒙时代树立的进步史观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秩序时，停滞的中国形象，也受到怀疑。究竟是中国历史真正停滞，还是启蒙主义者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进步史观下“看到的停滞”？所谓“停滞的中国”的意义，究竟是来自中国现实，还是来自欧洲现代文明的观念？或许西方一边在发现中国，一边也在发明“中国”。中国文明事实上是否停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发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异域形象，可以确定一个体现着启蒙主义自由精神、西方文明所代表的进步的信念。

      停滞的文明只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如果在中国历史视野内，绝对的停滞甚至停滞都是不存在的，至多只能说是发展相对缓慢。两个世纪后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说：“由西方误解所引起的有关停滞的陈词滥调，从来就不真正适用于中国；中国的缓慢而稳步的进展被在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的按指数的发展及其一切成果所超越”。 西方人在“永久大变动”的近代文明背景下讨论中国“相对稳定状态”中的进展，很难摆脱简单化与偏见。中国自身就是一个世界，广阔的领土，漫长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多样性，可以跟整个欧洲相比，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陆、中心与边缘，情况各不相同。不管是停滞还是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而且，准确地说，中国历史也从未停滞过，只是发展变化的快慢速度与激缓程度不同。

      文艺复兴赋予人以自信，启蒙运动赋予西方人对欧洲文明的自信，他们的科学在征服自然，他们的贸易与炮舰在征服人，而征服自然与征服人都是历史的文明化进程。欧洲人看到自己的胜利，也透过自己的成就看到其他民族的落后。对于异域的评价首先意味着对本土的评价，对于异域的关怀的根本动机，也在于对本土的关怀。文艺复兴发动了人们的崇古情怀，地理大发现发动了人们的创新情怀，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两种相辅相成的文化冲动。在崇古情怀中，古老的历史是民族的荣耀，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旧大陆的中国便拥有了这一荣耀；在创新情怀中，新生是民族的荣耀，新大陆美洲的“高贵的野蛮人”则享有这一种荣耀。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过渡的时代，西方文化发生了影响广泛的“古今之争”，奠定了启蒙运动今胜于古的进步的历史观念。有关中国历史的观念，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人一直在自身文化视野内利用中国形象。本土与异域的关系是理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关键。西方人在发现世界的时候也在发现本土，在发现中国的时候也在发现西方。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的形象曾使他们超越偏狭的中世纪文化，建立起世界的空间（地理）与时间（历史）观念，并以文化相对主义的眼光反思、批判基督教神学，解放思想。西方社会迅速进步，西方人在自己的进步中看到中国停滞，并在确立进步的历史观念的同时确立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进步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科学的昌明、政治的民主、个性的自由。所有这些观念，既是启蒙主义的理想，又是他们逐步建立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意识形态。

      西方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明中国，不如说明西方，不了解西方文化的背景，就不可能了解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就是在研究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社会心理。中国文明事实上是否停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发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异域形象，可以确定一个体现着启蒙主义自由精神、西方文明所代表的进步的信念。这是启蒙主义者的理想与使命，为此，必须在发现的异域形象中，有所发明。